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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韵味

2019-06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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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
苏东坡:人生半在别离中

绍圣四年(1097年),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乘一叶孤舟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。他在这里办学堂,介学风,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,追至儋州。苏轼的诗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。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,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,而是力求自我超脱,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。

1、

熙宁年间的老友记

减字木兰花·已卯儋耳春词

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。便丐春工,染得桃红似肉红。

春幡春胜,一阵春风吹酒醒。不似天涯,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这是苏轼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。写得欢欢喜喜。桃花在海风中红极,杨花漫卷如雪,迎春的仪式开始了,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。自己也喝得晕忽忽的,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,想起来,哇,这里,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“天涯”啊!

现在的海南是旅游胜地,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,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,在沙滩上挤成鱼干状,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。

一千年前的海南,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,宁愿坐牢、砍头都不要去。路途遥远,气候炎热,水土不服,缺医少药,野蛮土人,无数毒虫怪兽……谁会想到,它也有美丽的春天?

因缘际会,苏轼来了,看到了,并写下了海南的风,海南春天里的花朵——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,只是,倒了霉,不得已。

遵宋太祖遗训,本朝不得杀士大夫,对于犯了龙颜和政治角斗中失败了的臣子们,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:贬谪。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,到穷乡僻壤反省,罪行越大,去的地方越远越荒僻。一般的,到湖北、湖南。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,那是到明朝的事儿,北宋时的两湖地区,在人们心中,就是个乡下。脚步再往南,到了岭南,就是蛮夷之地了,养尊处优的官员们,听说被贬到这里,铁石心肠,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——再不哭就来不及了。最后就是海南,真真实实的天涯海角,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蛮荒的领土,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,说实话挺罕见的,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龙须,揭了多少片龙鳞,得罪了多少权贵,才能获此“殊荣”啊!

海南人民淳朴,并不因为家乡被中央当成罪臣们的天然兽笼而沮丧,也不知道“势利眼”这个词怎么写,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,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“大人”们,关于大人们的平生事迹,远在天涯,他们也略知一二了。

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,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:李德裕、李纲、李光、赵鼎、胡铨。李德裕是晚唐“党争”领袖,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的。五公祠外,另有单独一祠,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。

东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“大人”更多的故事与传说。比起其他“大人”,他的个性更有趣,作风更平民化,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……一言以蔽之,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“亲”,他是这样坦荡荡,竟然把流放地也能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,所以,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、恶意与危机的地方,也温情地接受了他,庇护了他。

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。而初渡海峡,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,他已经六十二岁,随身行李唯书二册,随从一个也无,长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,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,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,忧心忡忡。

苏东坡是个大肚皮的胖子,那时没有啤酒,所以大家都说东坡先生这一肚皮装的都是学问,只有他自己和王朝云知道,里面装的都是“不合时宜”。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,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,无论新党旧党上台,都显得那么碍眼,贬谪这回事,对他来说,早已经算是家常便饭,不过呢,都没这次来得凶猛,这一次,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,一赶再赶,赶尽杀绝。而且,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,不再有友朋暗里守望相助……最重要的,是他已经老了,真的老了,发苍苍而齿摇摇,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。

这一回,大家都说,苏东坡死定了,一把老骨头,要丢在瘴雨蛮烟,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。

东坡先生一生,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便宜,为人多么旷达随和,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陪卑田院乞儿,他能有什么死敌呢?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?

有,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,意气风发,游历山河,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,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,他的名字叫章惇。

关于章惇,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,都是在他年轻时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。一次,两人在陕西,听说仙游潭风光好,便相约户外运动去。那时候还没有旅游开发,山水处于原始状态。于是,碰到难题了。

“下临绝壁万仞,岸甚狭,横木架桥。”风景虽好,危险系数高。章惇便唆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,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。苏轼望望然,不敢。章惇抬脚就走过去了,并拿绳子绑在树上,从容攀爬上下,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:“章惇、苏轼到此一游。”

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:“你以后一定能杀人。”章惇问为啥,答曰:“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。”章惇哈哈大笑。

苏轼不愧冰雪心肝,有知人之明,这一刻,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,有惊讶,更多的还是赞赏。苏轼交朋友,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,擅长发现闪光点,并由衷地赞美之。他是真心诚意地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、勇猛、刚毅,甚至,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。这时候,他是相信,自己的朋友,即使以后真的会“杀人”,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。

还有一次,在山间小庙里喝酒。忽然听人说“有老虎有老虎”,借着酒意,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,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,马不干了——当我傻呢,陪混小子玩命?说什么也不肯走了。苏轼一看,算啦,这事是挺危险的!掉转马头就往回跑。章惇却自岿然不动,从怀里摸了面破锣出来,往石头上一撞,动静之大,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老虎受这一惊,不明所以,居然跳起来飞奔而逃了。

可见,苏轼是个属于绝大多数的正常人,知风险懂进退,不拿性命开玩笑。而章惇呢,则很有点豪侠气、枭雄气,做事有狠劲,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。这样的人,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,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。

章惇不是不够朋友。犹记元丰二年,“乌台诗案”,苏轼被“变法派”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,其势危在旦夕,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。而身为“变法派”中坚力量的章惇,却挺身为苏轼辩护,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,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——这其中,自然可能有内部派系争斗的因素在,但不可否认,对苏轼,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回护的。事后,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,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,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岔五地写信去劝慰。

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?可以肯定,是跟那场“熙宁变法”有关。而关键的转折点,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:变法派的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,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,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,统统赶出朝廷,甚至贬谪至岭南。而这种惩罚,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。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,说处置太过严厉,恐怕将来会遭报应,然而还是被雷厉风行地执行了。

在司马光等人看来,这不过是除恶务尽,“君子”对“小人”的一次清剿。然而,政见之别,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?王安石以下,变法团体中,有趋炎附势之徒,有投机分子,可是,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人啊!

没有人敢说什么,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,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,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: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,简直就是打击报复。结果,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,当高太后去世后,哲宗皇帝继位,重新起用变法人士。他不知道,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,他们中的大多数,已经变了模样,冷酷了心肠,磨利了爪牙,誓要报仇雪恨。

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,围绕变法的斗争,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,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,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,时代的精英们,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。讲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的士大夫们,不知不觉,将家国责任全忘却。

章惇,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,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,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,变成了自负与刻毒,而年少时的狂放,在岁月里,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、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。

《宋史》中说章惇“豪俊,博学善文”,文学方面,我们并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迹,这个人毕生心血与精力,都用在“变法”上了,准确地说,用在政治斗争上了。而政治,你当真玩得过它?都当自己是风,其实都不过是风中的草。

在新党、在章惇的眼里,苏轼也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,司马光早就死了,这股恶气发泄不完,就拿名头最大的家伙下手吧!

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,总之苏轼以近花甲之年,被一脚踢到了广东惠州。他在惠州呆了三年,山水看遍了,热带水果吃够了,还作诗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“为报先生春睡足,道人轻打五更钟”。诗流传到京城,章惇一看,好嘛,苏子瞻你还能这么快活!临门一脚,把子瞻老弟踢到了远得无从再远的海南。

说起来,苏轼也真是的,您是在被流放、被处罚状态中哎,好歹要拿出点职业精神来,做出些苦楚不堪状,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,不然不是让人家很没面子吗?

何况,客观上日子还是很苦的。住不好,吃不饱,自己采野菜充饥,心爱的女人又死了,早该抱头痛哭了,为什么苏轼就不肯哭给大家看?不仅不哭,还得意扬扬?

章惇的怒火,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。但我觉得,内心里,对于老友这种随遇而安、自得其乐,他其实是嫉妒的,因为他做不到,也想不通,为什么有人能做到。

这么多年了,苏轼没变,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,嘴巴不老实,接物太随和,处世没心机的好人,很宽容,很有趣,一个无论如何,你都会觉得他很可爱的人。

他曾认为这不算什么优点,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,高瞻远瞩,杀伐决断,敢为天下先,建万世之功业。苏轼高才,名头响亮,也不过是个保守文人,哪有什么魄力,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。然而,他还是慢慢地对苏轼痛恨起来了。

章惇惊异地发现,苏轼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。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,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,想坚持点什么,就要咬牙切齿和它死磕,多累多痛,还是不知不觉被改变了模样,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“我”来。

苏轼偏偏就可以不变,忠诚于自己的心,始终护卫着作为一个儒者、一个士大夫的原则,外界多纷扰,内心就有多丰饶,也常常迷惑、惊惧、不知所措,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,更可爱更有趣了。

而章惇自己呢,明明胸怀大志,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,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,被愤怒与无力感缠绕着,每一天,睁开眼就要与天斗、与人斗,一边应付明枪暗箭,一边在人身后下黑手……那些人,无论对手还是同伴,都一样的顽固、愚昧、狡诈,让他一刻不能放心,一刻无法安宁……

他倒要看看,到底怎么样,才能让苏轼真正地垮下来,让苏轼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?

可惜,苏轼收到了他送来的一切折磨,唯独没收到他的恨意,依然一厢情愿地相信: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,只是因为政见不同,不得不如此。

我想我若是章惇,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,悲愤地抓狂吧?

哲宗驾崩,徽宗上场,就是那个喜欢画画,球也踢得好的赵佶。章惇曾评价之为“端王轻佻,不可以君天下”,极力反对他即位。章惇怎么说也是为赵氏皇朝贡献了一生才智,慧眼识人的长处更是有的,他说得不错,正是端王的轻佻,将北宋的河山早早断送。

因这层恩怨,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,世事就是这样无常。与此同时,苏轼正在受到赦免,离开海南,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。以章惇的高傲,自然不会和老友说什么。倒是他的儿子,也是苏轼的门生章援,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轼,替父亲求情。

苏轼拿着信,高兴得要命,对儿子苏过说:“这篇文章写得好,有司马迁之风啊!”然后,回信道:“我和你父亲四十多年为好友,虽然中间有些不合,并无损于交情……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,只论将来……”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,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,自疗之余,亦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。

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,我能了解的是,千年之后,看到这样家常又宽厚的文字,亦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。林语堂感叹这封信是“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”,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。

也就是这一年,东坡与世长辞了。北归途中逝于江苏常州。他终于没能回到家。

那一刻,“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,其君子相吊于家,讣闻四方,无贤愚皆咨嗟出涕。太学之士数百人,相率饭僧慧林佛舍。呜呼,斯文坠矣!后生安所复仰?”爱东坡的人,生前身后都是那样多。

章惇亦于四年后逝于岭南雷州,无声无息。后世人常骂章惇是小人,背叛了与苏轼的友情。但看过他们的一生行径,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。

东坡,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,让无数人感到亲切并且敬爱。而内心里,我更能感到共鸣的是章惇。因为在他那里,我看到的是一颗接近于我们平常人的心:软弱、自负、嫉妒、挣扎……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,织就一团矛盾,善与恶共存,私欲与公义较量,被冷硬的现实压得快要爆裂了。

我们都很容易被诱惑,被环境同化,随波逐流,背离初衷,且不自知。只偶尔老天作弄,才在某个平常的清晨,忽然摔碎镜子,害怕里面的那个混蛋、那个怪胎。正是这一点,让我也有点儿心疼章惇。

不过,章惇跟平常人还是不一样。他和其导师王安石一样,身上有种孤绝的气质。这是历史上“变法者”们共同的气质:

他们革命,他们执着无畏,虽千万人而吾往矣。同时,他们又太坚信手上的真理,不肯包容,不愿妥协,反对者愈多,愈发顽强,刚愎起来。到最后,六亲不认,众叛亲离。最糟糕的是,他们还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小人,小人好利,可以收买,可以讲条件。而他们,在意的不是私欲,是信仰。信仰才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崇高、也最可怕的东西。

章惇一生,打垮了很多敌人和亲友,还亲手打垮了自己。他整过东坡,可我也像东坡一样,恨他不起来。我的理由是:我知道,人性之恶就是这样难对付的,哪怕你志存高远,守身欲洁。

这真是悲哀。好在,我们还是知道,这世界上,至少还有一个人,不是这样的,他像个天才儿童一样,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浊世的污染、人性的圈套……这个人就是苏东坡,古今中外只此一个的东坡先生。

谁能像他那样冰雪聪明,又没心没肺呢?

2、

海南的月亮好看吗

“未曾痛哭过长夜的人,不足以语人生。”日本徘句中说。

所谓旷达,也是这样,必须体味过人生残酷,才能见到这一种风度的不凡。少年人不知世事,自以为潇洒,多半只是盲目乐观。

海南岛在北宋归广南西路,当时分为琼州、朱崖军、昌化军、万安军四个区。昌化军就是儋州,东坡被发配居住的地方。

东坡到达之后,照例得向朝廷汇报谢恩。《昌化军谢表》中,他说了一堆臣罪该万死之后,又道:“臣孤老无托,瘴疠交攻,子孙恸哭于江边,已为死别,魑魅逢迎于海上,宁许生还!”

这番话讲得真是好可怜。海南向来被称为“夷岛绝域”,唐代谪臣杨炎曾写诗叹息:“一去一万里,千知千不还。崖州何处在?生度鬼门关。”去海南,对于当时中原人的震慑力,大约相当于把现代都市人送去亚马逊的食人生番部落。

气候湿热难耐,生存资源匮乏,而且满布化外之民:黎人。黎人不服王化,不交赋税,即使归化了的所谓“熟黎”,官府盘剥狠了,说不得,立刻暴动,历代都让官府十分头痛。

北宋年间,政府采取怀柔政策,岛上气氛还算平和。许多黎人从山林来到平原进行农耕,生活逐渐汉化。不过,身上纹着奇怪的花纹,说着鸟语的他们,还是让文明的大陆来客憎怕。

东坡先生也怕。过海的时候,就已经吓得半死,四川盆地出来的旱鸭子,被海上的风浪吹打得魂飞魄散,好容易上得岸来,左右一看,徘徊无依。

什么都没有。“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、冬无炭、暑无寒泉……”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,只好重拾惠州故伎,到荒地里挖野菜。把那些草叶草茎夸奖成延年益寿的美味。长日无聊,就和儿子在家里打坐,或上窜下跳抓老鼠逮蝙蝠,烧熟了也算是盘肉食。过得既像苦行僧,又像野人。很快就瘦骨伶仃,还自嘲道:身轻如此,以后可以骑在鸟背上飞回家了。

昌化军使张中是苏轼的铁杆粉丝,借了官舍给父子俩住,没多久,朝廷派人来巡察,大怒,把父子俩赶出去,蹲在桄榔林里淋雨,附近百姓可怜他们,帮忙盖了几间茅草屋。

“某垂老投荒,无复生还之望。春与长子迈诀,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,首当做棺,次便做墓。乃留手疏与诸子,死即葬于海外……生不挈棺,死不扶柩,此亦东坡之家风也。”

这封信札,是苏轼刚到海南时写的,简直是遗书,凄凄惶惶,还叫儿子们不要奔丧,说是家风,其实就是怕得狠了,不想儿孙也来虎狼之地送死。抄到这儿,我不禁要微笑了,这才是个真实的苏东坡,七情六欲,他一点也不掩饰啊!

回想在黄州、惠州的谪居生活,我们替东坡的担心就会消失了,每次贬谪之初,东坡先生都是战战兢兢如惊弓之鸟,合乎人之常情,令政敌满意,可最多三个月吧,这家伙就快活了,故态复萌了。

黄州,开荒种菜,研究红烧猪肉的做法,和无赖汉一起偷宰耕牛,半夜翻城墙去喝酒……惠州,潜心于酿酒,把家里的钱都捐出来修桥修路,在“西湖”上修“苏堤”——原则上,他已经不被允许参与地方事务了,他就偷偷地干。

在儋州,他干了些啥呢?

首先,他开了个书院,就是他自己的家,由张中出资,几个黎族书生挑砖搬瓦,在城南盖的几间小平房,他起名“载酒堂”。许多的士子,甚至跨海前来听课。还编课本,教附近的孩子们。

海南人不习惯农业,断粮了,就挖山药之类块根来吃,到处都是荒地。东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销农耕的好处,还抄家伙带头挖水井……传统农业社会,一个尽职的地方官员所能做到的,最多也就这样了。东坡不是改革家,他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,只是这实干,被“文豪”的名头给遮住了。

跟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埋头制造墨锭,把房子烧着了,害得大家半夜起来救火。

带着条土狗,到处找人聊天,不管是仅有的几个读书人,还是村头闲汉、粗野黎人,他都有话说,还挺缠人:“拜托讲个鬼故事吧?一个就行。”别人讲不出,他就自己讲。

做学问,写书,唱和完一百二十首陶渊明的诗——东坡是热情的“陶粉”。在海南,东坡诗写得多,词作得少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开始严肃地总结平生了。

文章,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是千古事,而诗言志,也很严肃。至于词,只是诗之余,余兴所寄。东坡不是拘谨的人,对词的体裁做了革命性创新,无事不可言,无意不可入,但终究,言起志来,词不如诗来得正式得体。

千秋岁·次韵少游

岛边天外。未老身先退。珠泪溅,丹衷碎。声摇苍玉佩,色重黄金带。一万里,斜阳正与长安对。

道远谁云会。罪大天能盖。君命重,臣节在。新恩犹可觊,旧学终难改。吾已矣,乘桴且恁浮于海。

说是词,其实说是词形式的诗更恰当。要是给李清照看了,肯定要撇撇嘴,说:“句读不葺之诗尔,又不协音律……”

说到词体,前人总结说:“要渺宜修”;“其文小,其质轻,其径狭,其境隐”……这些创作条框,在东坡的这首词里形同虚设。

上阕写处境:身为臣子,获罪于朝廷,被扔到天外孤岛。斜阳下,一身所在,与长安相距万里之遥——真是落日孤臣心。下阕紧紧跟进,诉说心境,“道远谁云会,罪大天能盖”,竟然将悲惨境遇用一种孤绝的豪气揭过了。“君命重,臣节在”,说君臣之大义,自己身为臣子的节操。“新恩犹可觊,旧学终难改”,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,自己的旧主张却是再难改的了。

东坡一生为了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,付出太大代价,他也曾怀疑过,徘徊过,到了这境遇最艰难时,反倒更坚定了。“吾已矣,乘桴且恁浮于海。”我就这样了,大不了拾几根竹子,搭只小船出海——这倒也是,在海南想出海太容易啦!

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。”孔夫子当年说这句话时,还有些赌气成分,在今天的东坡,则更多显示的是对毕生信念进行确定后的坦然。句句铿锵,和气的东坡先生,也有风采凛然的一面。

这首词是写来与秦少游唱和的,而少游的《千秋岁》原词是:

水边沙外,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乱,莺声碎。飘零疏酒盏,离别宽衣带。人不见,碧云暮合空相对。忆昔西池会,鹓鹭同飞盖。携手处,今谁在?日边清梦断,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,飞红万点愁如海。

秦少游此时也在贬谪途中,他的小词,就很合乎词体,情境宛转,凄美不可方物。写出来后,照例天下流传,传到丞相曾布耳里,失惊道:“秦七必不久于世,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?”

果然,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了。这就是所谓“诗谶”。衡阳太守孔毅甫的话,更佐证了不祥之兆。少游写词时正与孔太守喝酒,少游走后,太守悄悄对身边人道:“秦少游气色很不好,估计活不久了。”

当迷信也罢,但“春去也,飞红万点愁如海”,把春愁写得如此深重诡谲,的确是非人间的凄厉。东坡估计看出来了,可惜,他坚毅雄浑的次韵,也没能把原词里的隐约鬼气驱散。

秦少游不是苏东坡,他的人生太文艺,充满感伤和戏剧性,不够从容与旷达——而旷达,并不容易。真正的、经得起考验的旷达,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,有对人性的慈悲,还要以强大的内心做后盾。这个人必须知道,他只是宇宙中渺小的个体,多么局限的小人物,有了这份自知,他不会自我膨胀,不会在欲望中失去自我。

同时,他也不会自卑,他仍然拥有“人为万物之灵”的自豪感,不会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,不会回避对灵魂的磨砺,这样的人,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,而心灵将高举远翔,飞越生命的艰山险水,得到自由。

真正旷达之人,俯仰天地间而无愧,于东坡,它来自终生对人性的尊重,对士大夫良知与责任感的坚持。人们熟知的没心没肺、促狭胡闹……种种心灵的轻逸,正是被所有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造就的。

西江月

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新凉?夜来风叶已鸣廊,看取眉头鬓上。

酒贱常愁客少,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,把盏凄然北望。

这一首词,是中秋写来思念弟弟苏辙的。苏辙被贬到循州,正好和苏轼隔海相望。兄弟俩少年时一起离蜀,上京城,中进士,不尽风流风光,然而一入官场岁月催,不胜人生一场醉,聚少离多。

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样的,人却在月光下慢慢转换了容颜。同样是寄与亲兄弟,这一首,与二十年前在山东密州写下的那首《水调歌头》对照,人与事,许多都不一样了。

水调歌头

丙辰中秋,欢饮达旦,大醉,作此篇,兼怀子由。

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

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
在密州,东坡才四十岁,虽然反对变法被赶出京城,也只是暂时不得志。这一年,变法遇到危机,王安石于内忧外患中罢相,退居金陵。当前局势,危机重重,却也大有希望。东坡也在逆境中怀着热切的政治抱负。

政治肮脏,因为人们总是把政治搞成私欲。但苏东坡写他的政治抱负,就有着琼楼玉宇般的皎洁,他说他想要乘风归去,不理人间俗务,又终于心有所系,不胜天上的孤寒。这些话,换了个人来说就有些矫情,但苏轼来说,理所当然,你愿意相信他真的是天上谪仙,来这人间走一回。在人间的苏轼,历经艰辛。他的眼与心,随月光移动,明澈地注视着一切悲欢离合,他叹:“此事古难全”。他又微笑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

所有过着中秋的中国人,读到这里,都将悠然会心。这是完全中国式的、对于现世无常殷切而又温暖的答案。而于苏氏兄弟,其中更饱含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。

在海南过的中秋节呢?宿命式的感叹,开篇就直击人心的苍凉。这是一首属于老人的词,把风景看透,又对一切怀着淡淡的眷恋。

眉头有愁,发上有霜,座中无客,明月不现,真是挺惨淡的事。但他讲述得平静,让听的人心里更不好受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,看了中秋的月,才知道,亲人有多远,寂寞有多深。那一道海峡,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。传说又是章惇的主意,非要让兄弟俩隔海相望而不得见。我倒觉得章惇未必无聊至此。况且,以东坡的性子,政策稍一松动些了,偷偷渡海去见面,也不是没有可能,只要上苍肯给他足够的时间。问题就在于,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长夜将尽,大梦初醒,这已是最后的时刻。

“海南的月亮,好看吗?”东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凄凉,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可是,又怎么样呢?幸灾乐祸的人又能如何?明月就是明月,乌云遮它不住。那一轮清光,终究属于东坡,和东坡爱着的人们——哪怕隔着千里,隔着海峡,隔着生与死。

东坡最后还是接到赦令,离开了海南。海南人记住了他。他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海南人。在一首诗里,他说道:“我本海南民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”

犹记得,十几年前,东坡还没有踏上过岭南土地,他的朋友王定国,已经因为“乌台诗案”的牵连被贬往岭南——也算是东坡惹的祸。王定国在那边呆了三年,死了两个儿子,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,东坡很不好意思见他,怕被当瘟神。王定国倒不小心眼,一回来,就找东坡叙旧。

王家有个歌姬叫柔奴,别名寓娘,女孩是京师人,陪着主人去岭南共患难。她运气比王朝云好,竟然安全回来了。东坡向来怜香惜玉,又好跟女孩子搭讪,就问她:“那边的风土,应该不怎么好吧?”柔奴回答说:“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。”东坡大喜,立刻提笔作词相赠:

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

常羡人间琢玉郎,天应乞与点酥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,风起,雪飞炎海变清凉。

万里归来颜愈少,微笑。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?却道: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东坡为什么这样高兴?无他,遇知音了。这句话正是东坡安身立命的所在,他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,同时深受佛老之学影响。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不改其乐”,还是佛家的识无常之苦,本来无一物,老子的清净无为,庄周的似梦非梦,纵身大化……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难中,被东坡融会,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。

现实中的家园是脆弱的。人只要活在社会中,就会有所求,就会面临得失,就会有忧患之心,然后面临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的困惑,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。所以,不管走到哪里,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,心不能安定下来,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快乐。

而当找到内心的安定,那么,无论走到多糟糕的地方,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园,创造出未曾想象过的奇迹。就像词中那个会唱歌的女孩儿,她是上天赐予朋友的礼物,当歌声从她的皓齿间传出,仿佛有风起、雪飞,炎热变成清凉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,怎样才能做到?东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颗无邪的赤子之心。所谓赤子,并不简单的是“童稚”之意,它是来源于童真,又超越童年蒙昧,达到纯粹浑然的一种精神境界。

赤子用最自然的状态迎接所有,当歌则歌,当哭则哭,当笑则笑,当怒则怒,毫无滞碍;赤子用善意与好奇打量世界,对污秽有直觉的洞察而不会被传染;赤子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,他只要做自己就很满意……东坡就是一个真正具备赤子之心的人,所以,他的生命质量才能够如此厚重,又如此轻盈。

东坡激赏的柔奴姑娘,也同样有赤子之心。她经历磨折,从万里外归来,容颜反而更娇美年轻了。她的微笑里,似乎还带着岭外梅花的清香。就是这样,岁月对那些天真而纯粹的人没有办法,风霜只能让他们变得更美好。

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东坡在去世前不久,这样总结一生。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卢,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。

秦少游曾说:“苏氏之道,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,其次,则器足以任重,识足以致远,至于议论文章,乃其与世周旋,至粗者也。”少游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,评价东坡却有见地。他认为,苏轼的才识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观,其次是治国经世的担当与识见,最后,才是文学。

知道了这一种“苏氏之道”,也就可以理解,在月光下叹息着的苏东坡,须发披霜,满心忧伤的苏东坡,同时也就是那个阳光下快活着的东坡啊!

那个有趣、洒脱、自在的老顽童,顶着西瓜,在田野里边走边唱;和孩童们一起吹着木叶在风中跳跃。

穿庄稼人的斗笠蓑衣,在雨地里蹚水,引得狗吠人笑。

不辞辛苦地走好几里路,到海边采水果。据说那里的水果,如果人们想要带走的话,就会风浪大作。

为泡脚梳头这种小事写诗,并继续吹嘘为养生妙法,还同情大人们不懂这样的好事。

丰收的时候,和农人一起喝酒庆祝,被黎族少女们的花裙团团围住,开心地大醉……

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,还用问吗?

3、

怪御使与一枝梅

虞美人·寄公度

芙蓉落尽天涵水。日暮沧波起。背飞双燕贴云寒。独向小楼东畔、倚阑看。

浮生只合尊前老。雪满长安道。故人早晚上高台。赠我江南春色、一枝梅。

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?这就是。这也是一位老兄在谪居中写的。

是一个秋水长天的时刻,黄昏渐渐苍茫,深深地把人笼罩,风光早已不再明媚,却别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阔。这个人独自凭栏,手握酒杯,看寒气中低飞的双燕,心里面有一些忧伤,有一些对命运的不甘,但他伫望的身姿,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一点点颓唐。

这样的时刻,面对湖山暮色,烟波浩渺,有灵魂的人,谁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虚妄感?“浮生只合尊前老,雪满长安道。”是极尽沧桑的句子。回望长安,他的来路,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,那是他意象里的京城,雪有多厚,那里的冷与残酷就有多深。但雪,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,又是孤高而坚贞的,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——一个肝胆如冰雪的孤臣,被放逐的屈子。

然后,他仰望天空的眼眸里,就有了慢慢坚定下来的笑意。他希望,他相信,这首词的读者,那位亲切的故人,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,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,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。

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,是故人的友情,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,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,更是他自己的信心。

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,要么,缘于对时局胸有成竹,要么,是他无愧于心,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。“小人常戚戚”,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,情况不妙的时候,他们会更加咬牙切齿,哭天怨地。

你会由衷地觉得:这样一首词,多么豪迈清远,写下这首词的人,也该是多么高洁坦荡吧?千年之前,那个独自凭栏的人,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,就是这样的。

那么,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?他的大名叫舒亶。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,他没什么名气。事实上,在历史中,他也只是个小人物。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,也完全是因为,在某次著名事件中,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,而且,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。

他就是在“乌台诗案”中,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。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,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,攻击的姿态最无耻,而跃然抢镜,成功当上“当朝小人排行榜”的头牌。

收集东坡的诗文,夙夜埋首其中,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附会的地方,然后,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:交结朋党,讥谤朝政,欺君罔上……在宽待文人的北宋,也快够杀头灭族了。他来势如此凶猛,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,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。

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,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,谁都看得出,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,还不如说,这位御史大人,是在为进行中的“变法”运动开道,清除所有拦在路上的人,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,名声有多显赫。

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。为什么呢?首先,苏轼是个大嘴巴,他当时远离朝廷,在地方上做太守。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,他亲眼看到,不敢明说,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。他又擅长诗文,提笔一首一首,字里行间,少不得含沙射影。这一点尤其讨厌,因为他是名人,而名人的影响力总是大的。

然后,在朝在野,苏轼都有极好人脉,新党中都多有他好友。尤其,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,明里暗里,为司马光的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。所以,在新党眼里,苏轼这块拦路石,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。

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,他的同伴,还有御史台的一批同仁:李定、何正臣,等等,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——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“新进”之流。作为大宋第一才子,偶像级人物,苏轼这种不屑的态度,对“新进”们来说,还真是挺伤人的。好在,现在他们不用忍气吞声了。

于公于私,苏轼都必须被除掉。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。

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,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,野心勃勃、深沉精明的“福建子”。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。他一上台,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。

舒亶身在御史台,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。御史台的人,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,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,但,会被严禁的事,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。何况,御史也是人,也有思想自由的好吗,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,在私下里,在内心深处,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?

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,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。他干得很好,瞬间扳倒苏轼,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,几乎被一网打尽。

用现代语言来形容,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“棍子”,这样的棍子手,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从来不缺,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,可以倚仗的只是当权者对下属的猜忌,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。但是,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,并且擅长利用它,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。

“乌台诗案”,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,可谓一朵奇葩,诱人之处,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,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。他受舒亶的启发,拿着苏轼的一首诗,跑到皇帝面前告状。诗是咏桧树的:“凛然相对敢相欺,直干凌空未要奇。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惟有蛰龙知。”

王珪说:“陛下飞龙在天,轼以为不知己,而求之地下之蛰龙,非不臣而何?”这个话太毒了,陛下您看,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,他这是谋逆啊!

不幸,皇帝没上这个套,宋神宗冷冷地说:“诗人之词,安可如此论?彼自咏桧,何预朕事?”

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,朝堂乱成一团,后宫内,曹太后抱病求情,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……焦头烂额之际,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,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,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。

王珪身为副相,三朝元老,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。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,无过即有功。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,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。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,实在有失相公体统,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。由此也可见,能让这等老奸巨猾出手,“乌台诗案”于东坡和旧党的影响多么恶劣。

“乌台诗案”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,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,他只是被贬到黄州,由地方看管。一干涉案人员,驸马王诜身为皇亲,第一时间给犯人通风报信,被免官。王定国,老爱跟着苏轼喝酒鬼混,被发配岭南宾州。弟弟苏辙降职外调。其他如司马光、张方平、范镇等人,都被重金罚款。

舒亶很不满意,连上奏章,痛切陈词,要求将司马光、苏轼等人处死——读史至此,也不禁愤怒了,你有完没完啊!用得着赶尽杀绝么?

舒亶后来名列《宋史·奸臣传》,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,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。

不过,若平心静气,从事件背后潜下去,把这“小人”的一生摊开来,从头阅读,也许会发现,事情还有更多看点。

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,求学于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的楼郁,于英宗时代考中进士,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,此时年仅二十四岁。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,能够脱颖而出,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。据说是:博闻强记,挥笔成文,加上身材高大,眼神坚定,一眼望去,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。

年轻人初入仕途,任临海县尉,主管地方治安。上任不久,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,醉鬼嘛,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,县尉大人大怒,亲身上前,一刀斩之。

往好里说,这叫嫉恶如仇,往坏里想,是草菅人命。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,写了请罪表,主动辞职滚回家了。王安石听说后,很赏识他,变法正需此等猛人,遂调来京城。不久被派出使西夏,谈判疆界事宜。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呢,他就单枪匹马去了,被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,仍大模大样,慷慨陈词,不伤国体,端的是条汉子。

这些日子里,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——不管出于投机,还是真诚的理想,总之,为了维护变法,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,包括经手郑侠“流民图”一案,相应的,官职越来越高。

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,板着脸坐在堂上,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,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。所以后来,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。

在御史台,除了臭名昭著的“乌台诗案”,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。同属新党,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,有次写信来,附寄女婿的文章,说请指点一二。舒亶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,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,干扰谏官工作,这个罪名不小,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,张商英立刻被免职。

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!人们骂道。不过呢,想象一下,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,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,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,至于龙颜大怒吗?

《宋史》是元朝人编写的,成书仓促,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,于史料常少甄别,随意采用笔记野史。关于舒亶的记载,多数取自邵伯温的《邵氏闻见录》。邵先生那是铁杆旧党啊,一本笔记,硬生生写成“新党罪行录”。所以,我很怀疑,关于张商英的事,其中另有隐情。

与邵同时代的魏泰笔下,《东轩笔记》里,情况则是这样的:原来,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,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,暗示帮一下忙,没料到,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,倒了个大霉。

过往恩情就算了,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,扳倒张商英,于公于私,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干这种事,他到底怎么想的?

要解释清楚,有必要回过头来,先把“御史台”的部门职能说一下。

从秦汉时起,“御史”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,号为“治官之官”,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。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,几千只乌鸦,每天黄昏,黑压压一片群鸦归,蔚为奇观,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“乌府”“乌台”,这也是“乌台诗案”名字的由来。

栖身“乌台”的御史们,在其他官员眼里,也像群乌鸦,衣着土气,面有菜色,神情阴沉,出现在哪里,哪里准没好事。上下朝时,大臣们扎堆聊个天,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,荒无人烟——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。更别说人情往来了,谁活腻了,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,给御史家小孩塞个红包?

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,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,集监察、弹劾、审判于一体。御史们对宰相、宦官、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,还能参议朝政,荐举官员。最重要的是,言官无罪的传统发扬光大,明明御史在瞎弹劾,你还怪不得他,只能自认晦气。

御史们的原则呢,通常是“有杀错勿放过”,管你三七二十一,风吹草动就扑上来,小到妻妾吵架,大到预谋叛逆,都要奏你几本再说,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骚,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,脱下好几层皮了。

讨足皇帝欢心自会有前程,比如宋代宰执,就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。御史们都憋着劲,想办大案要案,最好能扳倒某显贵政要、皇亲国戚,以为政治资本。舒亶攻击张商英,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。不过以当时形势看,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,代价大而收益小,所以,我也有点怀疑,他说不定,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。

百官都讨厌御史,但皇帝喜欢。在皇帝眼里,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,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——可是,话说回来,这么好用的走狗,谁不想拥有几只呢?排除异己,打击政敌,对付皇帝的猜忌……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,那可真是必须的。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,兴风作浪的原因。

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。要顶得住孤独,接受被人们当“瘟神”的命运;要当好道德标兵,以免被人质疑干御史的资格;由于不敢捞外财,御史通常都很穷;心理压力也大,盯着别人的时候,别人也正盯着你,只等你露出破绽……

他们气焰嚣张,其实又势单力薄,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,可这信任,并不是永不动摇的。

通常,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。年轻才有锐气,才敢说话;最好是出身平民,家境普通,贫寒最好,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,舍不得吃苦;官宦世家也不行,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,很难公正做事。

最重要的,是对朝廷绝对的忠诚,以及公事上的正直无私。

而偏执、严苛、孤僻……这些个性缺点倒无所谓,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。

能干好御史这差使,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。拿好榜样来说,“关节不到,有阎罗包老”,包拯包青天大人,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。

舒亶六亲不认,大胆妄为,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!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,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,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,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嘛!

他的数据又这么翔实:“至于包藏祸心,怨望其上,讪渎漫骂,而无复人臣之节者,未有如轼也。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,则曰‘赢得儿童语音好,一年强半在城中’;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,则曰‘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尧舜知无术’;陛下兴水利,则曰‘东海若知明主意,应教斥卤变桑田’;陛下谨盐禁,则曰‘岂是闻韶解忘味,尔来三月食无盐’。”

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,也不禁愤怒了;东坡呢,“这回捉将官里去,差点断送老头皮。”舒亶,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。

且慢,真的完全是陷害吗?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: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,他就是这意思,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。所以,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,他最多是上纲上线。

但上纲上线,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?打击敌手,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,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,最不道德的是什么?是三纲五常的触逆,是违背君臣大义。只要从这儿下手,不管你多劳苦功高,私德多无瑕,你都再无辩白余地,从此万劫不复……

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,他就得这么干,为了目的不择手段,这绝非正人君子所为。

但是,再回头来,假设另一种可能性:如果他是真的,坚信不疑地认为:为了大宋社稷,苏轼该死呢?

他是新党,新党的共同信念是: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,不变法,则国衰亡无日矣。谁反对新法,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,是大宋朝的罪人。

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,当然片面偏执。可在当时,却是天经地义。旧党也一样,他们坚决地认定:新法祸国殃民,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,不除新党,国将不国。

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,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,永远是东风与西风,成王败寇,没有求同存异,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。北宋百年间,出了多少豪英,却沉沦于内斗,新党旧党,都抱着“汉贼不两立”的态度,一面自我标榜忠君爱民,一面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,互相打击报复,加上君主专制之下,总是政随人息,一朝天子一朝臣,于是,一轮又一轮越演越烈的政治迫害……

并非是要替舒亶翻案,只是,世界上的事情,也并非简单的善与恶,人性,也不仅是黑与白。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执痛诟与赞美两端,今天的我们,还会泥足于古人的误区。

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,主管御史台,关于他的工作成绩,《宋史》中有这样的评价:“举劾多私,气焰熏灼,见者侧目。”

《宋史》的修撰思想遵循程朱理学,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是深恶痛绝。修史讲究公允,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却在所难免。这段评述,抛开感情色彩,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:舒亶,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!他本是皇帝的忠犬,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,人们怀疑,他是不是有点疯了……

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,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,以微罪,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。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。直到十一年后,哲宗继位,舒亶才重新回到官场,后来以边功复受重用,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。

灰溜溜回家时,他四十二岁,给自己的房子起名“懒堂”,以示心灰意懒。《虞美人》一词,就是这段时间写的,词中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。

“故人早晚上高台。赠我江南春色、一枝梅。”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,这几句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,呼朋引类,企图卷土重来。

当然,这也是不无可能的。但我决定,不作如是想。因为,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,那样清澈的句子。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,我们知道那洁白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,但又怎么样呢?至少,梅花在那里。

这个世界,才不会像诗词中写的那样好。可是,美好干净的词句,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,保有希望与梦想。

舒亶其实文才极好,写的小词,笔力清新刚健,思致委婉动人,被评论为“词亦不减秦、黄”,只是,为名声所累。

菩萨蛮

画船捶鼓催君去,高楼把酒留君住。去住若为情,西江潮欲平。

江潮容易得,只是人南北。今日此樽空,知君何日同?

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,有一往情深者,有缠绵悱恻者,有欲说还休者,他却另辟蹊径,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。世事沧桑,催行与留恋,且不论人,连潮水都似乎有情了。然后是景物与人心,怀念与别离,又一重重的矛盾——谁说他是无情之人?最难得的是,如此深情,下笔却又明朗,于诚挚中,自有种高远。

论家也多称赞此词,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,有人说:“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,岂不可惜。”还有人更干脆,说这个词啊,思致细密,所以呢,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——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。

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,我发现,他是个颇擅自我宽解的人。对于人生的无常,人情的无奈,他有种坦然接受。

他说:“且尽红裙歌一曲,莫辞白酒饮千钟。人生半在别离中。”(《浣溪沙·劝酒》)

他说:“人生闲亦好,双鬓催人老。莫惜醉中归,醒来思醉时。”(《菩萨蛮》)

他说:“相见争如初不见。短鬓潘郎,斗觉年华换。”(《蝶恋花》)

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,应该是这首词:

浣溪沙·和仲闻对棋

黑白纷纷小战争。几人心手斗纵横。谁知胜处本无情。

谢傅老来思别墅,杜郎闲去忆鏖兵。何妨谈笑下辽城。

又是一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词,还透着种杀伐气。战争,棋盘上、边境上、政坛上,他从来直面,没有文人的畏惧与犹豫,更没有正义与否的怀疑,他知道战争的本质:无情。

胜败存亡,战场容不得半丝软弱、半点妇人之仁。他愿意继续战斗,不会像谢安那样,老来思归,也不像杜牧那样,闲来怀想。他要做的是实务,是有朝一日为国出征,谈笑下辽城——辽国,被占据的燕云十六州,那属于北宋君臣心底永远的痛,永远的梦。

不能将此简单地看作文人的意淫,长期处理军中事务的舒亶,说这种话,也算本色当行了。我想,本质上,舒亶根本是个武人,他的目标,像武人一样简单直接,他的手段,像武人一样兵不厌诈。虽然我很爱东坡先生,但这样的舒亶,也并不因此就讨厌,我甚至很乐意,在尘埃落定,恩仇尽泯之日——送给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。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。

北宋的精英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。斯人都远去了,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,优美的,顽强的,在历史尘埃中绽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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